Tuesday, January 11, 2005

文化地理學的源起

1. 文化地理學源起
1.1. 蘇亞(Carl Ortwin Sauer): 文化主義者(culturalist)

文化地理學的源起,一般追溯至美國二十年代學者蘇亞(Carl Ortwin Sauer),他既受到文化民族主義的影響,亦承接了反對種族中心論(ethno-centrism),反對環境決定論。

1.2. 反種族中心論(Anti-ethnocentrism)、反環境決定論(anti-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)及文化相對論( Cultural relativism)

文化民族主義興起於十九世紀,其中以德國人赫德(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) 的文化理論最為重要,他抗拒啟蒙運動中對普遍理性的追求,以及引申的政治理念,而鼓吹以民間文化(folk culture)作為連繫人類群體基礎,群體透過共同的語言、歷史、神話、藝術等等,形成民族身份,並進而由國家(state),使人群與土地環境連結起 來,赫德承襲浪漫主義強調的移情(empathy),而非理性作為人類群體基礎,因此,環境滲透著人的歷史經驗,以至民族文化。

此外,蘇亞也受到受到人類學的影響,人類學擺脫西方中心論的文明層級(hierarchy),而偏向指出人類群體間的相對文化價值差異(differences),因而發展出文化相對論(cultural relativism)。

故此,地理空間,或地景,不能被視為自然環境所決定,反而,它是由文化所決定,這裡,蘇亞指的文化,多為民族的文明特性,例如石器時代文明,或農業文明,而且,地理空間的發展,並不是直線發展的,而是斷裂的,不是連續的,而是具有差異的分裂。

1.3. 例子: 香港水深港闊?

例 如,有人認為香港之所以具有商業城市地理特質:密集的都市、高速流動、摩天大樓... ...是由於香港水深港闊,有天然屏障,位處大陸邊緣,成為內陸跟遠洋的中樞點等等,這種說法便忽略了香港的殖民歷史文化,或資本主義經濟,對香港地理空 間的塑造,好像香港天生便是商港。

Culture--Time(Factor)-->Natural Landscape(Medium)-->Forms-->Cultural landscapes

2. 批判文化主義(Critique of culturalism)

蘇亞的文化地理學強調文化是一定時間內的人類文明,包括各種信仰、知識、器物、制度等等,人們通過自然地景這個媒介,形成某種人口密度、流動、團聚、溝通的方式,因而形成文化地景。

2.1. 同質還是異質(Homogeneity or heterogeneity)

蘇亞的文化地理學,把文化界定為一個具決定影響力的超有機體(supraorganism),換言之,雖然他強調文化間的差異,但是,他強調文化內部的同質特性(homogeneity),即所謂文化主義(culturalism)。

2.2. 文化是一個超有機體(supra-organism)?

且 不說理論上的問題,相對穩定的超有機體論,其實並不容易處理現代社會生活的多變性,正如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名言:所有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(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the air)。在各種社會組織及制度都處於急劇的變動下,如何用同質性的有機體理解呢?

2.3. 文化是政治形式( form of politics)

文 化地理學家要重新處理自己的文化概念,目光不再投向人類學,反而是文化研究,特別英國的地理學家,對他們來說,文化不再是同質體,而是政治的方式 (forms of politics),這裡的政治,既指與權力相關,亦有持續鬥爭或爭辯的特性,或簡言之,爭持(contestation)。

2.4. 例子:香港的摩天大樓

這 裡可以舉一個例子,香港的摩天大樓商業區,以及大部份由填海而形的市中心區域,它們作為一個文化地景,從蘇亞的角度,可以從戰後商業社會文化角度去解釋, 然而,所謂"商業文明",其實不是超有機體,而是蘊含各種爭持,例如,不少摩天樓透過清拆民居(香港稱作舊區)而成,填海區的出現,往往亦是商業資本繞過 舊區而擴張的方式,早期的填海區出現,也與殖民者擴張的中心區域有關,並避免與華人社區(殖民早期的太平山)混雜,以至干擾新界地區的殖民政策有關。

IMG_0390 左圖是灣仔利東街,當地不少小商舖抗議都市重建的賠償方案,一些關心文化人士,亦反對清拆這種代表本土文化的街區;可見,那些摩天商廈背後,其實有各種利益及文化衝突的歷史。






3. 由文化研究到文化地理學

我們就以威廉士(Raymond Williams)作例子,看一下文化研究對「文化」的重新思考,如何開展出空間向度。

3.1. 背景I: 批判精英論

文 化研究的興起,有兩方面背景,第一,是有關英國對文化的精英及國族觀點,十九世紀以來,英國知識精英一直追求一種文化觀念,以拯救被工業/商業文明所威脅 的世界,例如阿諾(Matthew Arnold)對布爾喬亞階級不滿,指其把英國傳統庸俗化,是現代的腓利士人(Philistine),唯利是圖,而英國貴族又無能為力,因此,他期望國 家能扮演教育者的角色,教化人民;這種想法,在二次大戰前後開始成為國家計劃,普及教育,向全民灌輸國家傳統。
Matthew_arnold_cartoon
3.2. 背景II: 反省階級政治與決定論

第二方面,跟歐洲馬克思主義及工人運動有關,馬克思主義雖然誕生自歐洲,但工人階級運動並沒有帶來革命,相反,二次大戰出現的法西斯,讓人們看到階級以外的政治,例如工業發展,並沒有帶來強大的階級政治力量,反而是具有濃烈文化色彩的納粹政權興起,並得到跨階級的支持。

因 此,經濟作為基礎(base)決定上層建築(supra-structure),即文化與政治的理論,越來越站不住腳,即決定論 (determinism)或機械觀點遭到質疑,而威廉士針對「決定」(determinate)重新思考,他一方面把文化視為「日常」 (ordinary),以至生活的整體方式(a whole way of life),因此,文化不是被某一系統(經濟)所決定。

3.3. 文化作為整體生活方式: 感覺結構(structures of feeling)

威廉士發展「感覺結構」(structures of feeling)來理解文化,即纏繞著各個蘊含感覺的關鍵詞之間的連繫,它與制度(institutions)與實踐(practices)形成歷史性的結構關係。

3.4. 例子: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天幕( canopy)

例如影響香港城市發展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,有一個強制性設施--巨型天幕,它代表了甚麼階級的利益?資產階級?中產階級?

推動天幕設計最用力的,是政務司曾蔭權,他認為,由著名建築師Norman Foster設計的天幕,會為香港帶來一個文化地標,配合區內的文化藝術設施,因此,天幕反映他自己的美學品味。


這種由上而下的美學觀之所以可能,其實與香港這個威權政府,以及行政主導政府有關,而曾蔭權本身也出自行政主導威權政府的殖民時代。

這種美學品味,又是一種由世界著名建築設計師圈子推動的品味,這顯示在曾蔭權經常提及的「世界級」,所以在規劃這個文化藝術區前,便進入國際競圖,表現出他對全球文化的想像及渴求。

然而,這一切又與特定歷史時空相關,首先,也許跟曾蔭權對政治前途的考慮,他想在下屆特首選舉前完成一項政績;然而,更宏觀地看,這次曾蔭權對「世界」及「全球」的追求,發生在香港經濟衰退之中及之後,香港努力在經濟成長之外,尋求自己的身份形象。

地產商及文化藝術工作者的反應也很有趣,例如地產商配合,但積極挺曾蔭權,而文化藝術工作覺得自己的聲音及文化品味被排在外,這又連繫上香港公眾對政府的感覺。

3.5. 文化作為爭持領域

文化研究強調文化不是獨立的領域,而是生活方式的整體,所以,它是:
-文化的歷史動態;
-文化的空間特性;
-文化中人主動性(agency)的重要。

因此,文化研究嘗試擺脫決定論,而開展出文化作為文化政治--即爭持(contestation),必然要在一特定空間向度作理解。

4. 小結:文化戰爭

4.1. 文化戰爭:國族主義與階級政治


文化研究及文化地理學的探討,其實都與當代不同時代的「文化戰爭」相關。例如早期文化地理針對(國)民族主義,後來的文化研究則關乎如何超越階級政治的新政治。

4.2. 香港的文化戰爭

香港呢?我想有兩方面值得思考:

a. 文化討論更新:香港在九七年前曾有身份認同熱,努力去辨認自己的身份;但唯經濟發展論,在金融危機後,不易維持,經濟雖有復甦,但大部份人仍進入不安狀況,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國之內,開始努力尋求新文化的形象;龍應台文章成為熱門話題可以是這個現象的明證。

b. 城市經濟轉型:香港經濟及城市發生變化,象徵經濟(symbolic economy)及城市文化發展日益耀眼,越來越多相關項目出現;自由行及旅遊業的興旺是一例子。

我想,我們應該抱著這兩個問題去讀《文化起義》,以及這個課程其他材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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